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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贤:当前国内金融应抓好三件事

      http://www.yywhwhcb.com  2018-12-21 10:13:01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万宇

      生意社12月21日讯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前所未有的变局中,金融应该如何作为,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广东省原副省长陈云贤日前就此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在国家经济发展乃至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中都扮演重要角色。金融在注重解决当前短期问题的同时,更应从大处着眼、立足长远做好顶层布局,化挑战为中国金融“弯道超车”的机遇。  

        陈云贤认为,目前国内金融应抓好三件事:一是防范金融风险,应重点抓好监管协调;二是金融发展不仅要“守”,更要适时“进击”;三是市场解困的重点在民营上市公司。  

        防范金融风险应重点抓好监管协调  

        陈云贤认为,2017年7月中央召开金融工作会议以来,中国已确立并拥有世界最优的金融监管架构,但尚需加强监管协调以发挥其最佳作用。纵观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单一监管体系,即由一家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业实施高度集中监管。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中小国家即采用这样的监管体系。二是多元监管体系,即不同机构主体监管不同金融业务,这种监管机制以美国为代表。三是“双峰”监管体系,即把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区分开来,前者主要监管银行业和保险业市场,后者主要监管证券业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既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又可以混业经营、混业监管。英国、加拿大等国就采用这种监管体系。中国选择采取“双峰”监管体系,并在国务院层面设置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种监管体制简单明了,既有分工,又有协调,更有问责。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更具效率的监管模式。”  

        陈云贤指出,美国于2010年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该机构直接向国会负责。英国虽于2012年成立金融政策委员会,但其职能与货币政策委员会、审慎监管委员会一样分布于英国央行之中。  

        陈云贤认为,在汲取世界各国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采取“双峰”监管加设立国家顶层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后,中国实际上已拥有目前世界上最优的监管框架。由于改革和成立时间尚短,目前金融监管架构的最佳作用还尚未完全发挥出来,还需从五个方面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方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实质推进金融发展。  

        第一,要完善组织监管协调。具体来说,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与货币政策委员会之间要有效协调;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与银保监会、证监会要有效协调;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要有效协调等。第二,要强化政策监管协调。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互动。当然,在关键时期,还涉及到与汇率政策、监管政策的互动协调事宜。第三,要健全中央地方监管协调。建议在成立省市金融监管局后,要迅速界定省市金融监管职能,同时明晰中央派驻地方“一行二局”的监管职责,厘定与地方的监管协调关系。第四,要对接离岸在岸监管协调。应在建立离岸在岸金融交易结算平台、设置离岸在岸金融对接特殊账号后,可尝试开设“沙盒监管”试验区域。第五,应推进系统重要性项目金融监管协调。比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研究,“一带一路”项目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等。  

        此外,作为国家金融顶层监管协调机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明确其国内国际金融宏观调控、金融政策制定和金融突发事件应对的定位。陈云贤表示,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也还有三个方面需要完善:一是成员组成结构还需优化,除相关部委负责人外,还应纳入一些地方分管金融的官员,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等金融业发达区域;二是按上述在金融监管协调中需要强化的五个方面,可思考设置五大协调部门;三是应考虑实行定期例会制度,形成建议书,定期报送中央。  

        对外方面,他还建议,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还应寻求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协调,积极参与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监管协调机构G20金融稳定理事会活动,主动对接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使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既在本国金融监管中强化,又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完善。  

        金融发展不仅要“守”更要适时“进击”  

        “回顾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历史,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往往与大宗商品交易尤其是与大宗能源交易相结合,捆绑其交易成为结算货币,最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陈云贤介绍,十八世纪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重要商品是煤炭能源。英镑捆绑煤炭交易,在黄金白银作为世界货币的同时,其也进入一定范围、区域、国家的世界货币之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与欧洲各国货币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实现结算,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美元与世界石油交易进行捆绑结算,从而形成了当前美元“一家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  

        2005年,1997年颁布的《京都议定书》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提出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各国减排是强制性、规定性的,减排后如有国家不能完成任务或有多余额度,可在强制性一级市场或初次交易市场中实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交易,在二级市场减排过程中也能按不同金融机构、投资单位、企业项目等参与交易,随之产生碳排放权交易,金融市场上也形成了碳商品等一系列新金融产品,进而形成碳远期交易、碳期货、碳期权、碳基金、碳市场等。  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之一,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据世界银行测算,全球碳交易总量2020年有望达3.5万亿美元,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交易市场。陈云贤表示,在国际货币先后经历“煤炭-英镑”“石油-美元”体系后,如中国抢占先机以“碳排放权交易-人民币结算”为载体,建立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金融体系,可演绎一条人民币国际化在能源贸易中崛起的“弯道超车”新路径。  

        他坦承,中国还处于碳排放权交易建设阶段,市场运作正在逐步健全,除正式启动碳现货交易外,碳远期、碳期货等市场还处于探索和产品研发中,尚未建立碳期货交易市场等。因此,加快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发展在现阶段相当迫切,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  

        一是建立健全碳市场体系,具体来讲,要规范现货市场,创建碳期货市场,制定碳排放标准和设计碳交易标准,健全碳资产财产权保护法。二是创建碳期货交易所,在现有各省市碳现货市场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提速建立统一的国内碳现货市场,同步创设碳期货交易所,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三是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抢占亚洲碳期货市场话语权,要完善碳排放标准及现货交易机制;合理设计碳期货交易标准及交易机制;加强法制建设,捆绑碳期货交易与人民币国际结算,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  

        “如能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广泛吸纳亚太国家和地区参与碳期货交易所,一旦人民币成为碳期货交易结算货币,那么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地位。”陈云贤表示。  

        市场解困重点在民营上市公司  

        今年以来,在内外部因素影响下,上市公司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稳定和发展受到影响。陈云贤介绍,以经济大省广东为例,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通过对广东民营上市公司三季报的分析显示,广东民营上市公司总资产增速放缓,更依赖于负债增长。截至三季度末,广东民营上市公司总负债为1.49万亿元,同比增长21.16%,其中62.33%的新增资产来源于负债。广东民营上市公司营收增长较快,但税费、人力成本、财务费用增长拖累盈利能力。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广东民营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06%,但营业成本也同比增长17.61%;民营上市公司税费为717.65亿元,同比增长16.63%,应付职工薪酬313.99亿元,同比增长27.69%,财务费用173.71亿元,同比增长15.10%。  

        陈云贤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对大量上市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很重要,但上市公司是关键少数。“一家上市公司通常可以带动一个产业链条,大部分处于产业链条中上端。”陈云贤不久前刚在美的集团做过调研。他说,美的集团作为一家家电科技上市公司,公司有完善的产业链配套链条。其中,上游供应商核心客户就超过4000家,下沉的二级配套供应商超过10000家,三级配套供应商超过30000家;下游销售代理商客户超过5000家,而分销商、经销商、门店更超过30000家。  

        “民营上市公司稳定发展,则国家经济也能稳定发展。”陈云贤指出,从中长期看,要全力培植新兴未来产业,扶持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从短期看,或从现阶段关键时期看,他认为,降低企业成本和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是救助和扶持民营上市公司两个主要着力点。  

        在降低企业成本方面,陈云贤建议采取三项措施:一是进行税费减免,特别是对高新制造业等高附加值民营企业给予税费减免;二是实施差异化利率,包括在关键时期对上市公司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实施定向降准措施;三是推进行政商事改革,精简行政事业性涉企收费,精简审批流程和时间。  

        在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和拓宽融资渠道方面,他也建议采取三方面措施,分别是:设立地方政府上市公司专项扶持基金;发挥地方政府融资担保作用,降低上市公司融资费用;鼓励民营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可转换债券,推动债转股深入实施。  

        近来,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面临股权质押爆仓风险,影响公司经营稳定。很多地方政府已设立上市公司纾困基金,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陈云贤认为,这种由政府主导,但又按市场规则运行的方式值得推广。我们也要以此为契机,探索政府援助管理和退出机制。  

        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用纾困基金购买上市公司股份,以解决关键阶段上市公司急需的资金问题;另一方面,双方签订股份回购协议,经过一段时间,在上市公司资金得到缓解后,公司可按既定价格回购政府临时持有的股份。上市公司不多的地区,纾困基金可作为一种临时应急性安排;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上市公司密集地区,可考虑将其作为常设机构。基金资金来源可以是多渠道的,包括财政资金、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方式。  

        陈云贤认为,在当前或某一特殊紧急关键时刻,救助和扶持民营上市公司,促进民营上市公司稳定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可以起到稳定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理顺整个产业链条发展的作用,从而也给市场注入信心。美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就曾实施过大规模“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最后大部分资金都顺利实现回收和退出。中国也应积极探索建立政府、央行和各监管部门共同参与的适合中国实际的市场化应急处置机制。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作者: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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